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設一個新的中國。但是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重兵圍攻以鄂豫邊宣化店為中心的中原解放區，挑起全面內戰。8月，面對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滿懷信心地提出“-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十分堅定地說，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于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際國內政治形勢和黨的方針
戰后的政治形勢，有利于中國政局朝著和平民主方向發展。在國際上，社會主義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力量有了新發展，帝國主義勢力遭到削弱，已經難以集中力量干涉中國革命。在國內，中國人民的覺悟程度、團結程度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在經受了長期戰亂之苦后普遍渴望和平。國內各派政治力量的狀況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已發展成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大黨，并同國民黨統治區內由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組成的民主力量保持著密切聯系。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維護國內和平民主的積極努力，卻受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嚴重阻礙。國民黨統治集團越來越把注意力放到消滅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勢力這方面來，目的是繼續維持國民黨一黨專政， “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
更嚴重的是，國民黨的反共方針得到美國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依仗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積極向外擴張，企圖建立自己在世界上的統治地位。控制中國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后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所說，他們當時在中國所追求的長遠目標是推動建立一一個穩定、統一的親美政府， 而短期目標首先是“阻止共產黨完全控制中國”。美國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要求國民黨政府實行某種程度的改革，包括搞-點形式上的民主，爭取中間派的同情和支持，誘使或迫使共產黨交出軍隊，實現中國在國民黨領導下的“統一”;另一方面，在經濟、政治、軍備等方面大力援助國民黨政府，幫助國民黨軍隊運兵搶占戰略要點。
蔣介石的目的是要打，但要做好打的準備，還需要時間。因此，蔣介石在積極備戰的同時，不得不表示愿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1945 年8月中下旬，他連續三次電邀毛澤東去重慶“共定大計”。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如果談判不成，即放手發動內戰，并把戰爭責任強加給中共。
基于對和平的真誠愿望和對局勢的清醒認識，黨中央認為，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是必要的:即使是暫時的和平局面，也應該積極爭取。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提出令后對國民黨的方針是“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以斗爭達到團結，迫使國民黨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以推進國內和平等目標的實現。8月25日，黨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明確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當晚，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等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
重慶談判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一行從延安飛抵重慶。這一行動，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愿望。詩人柳亞子賦詩，稱頌毛澤東這一行動是“彌天大勇”。
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方面企圖以“統-政令軍令”的名義取消解放區和人民軍隊。為爭取和平民主，揭穿所謂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黨中央在談判中對解放區管轄權限和人民軍隊縮編等問題作出必要的讓步。在此期間，劉伯承、鄧小平指揮晉冀魯豫軍區部隊在山西上黨地區殲滅來犯的閻錫山部隊3.5萬人，遏制了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加強了中國共產黨在談判中的地位。
國共雙方于10月10日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民黨當局口頭上表示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國共雙方同意:召開有各黨派代表和社會賢達出席、討論和平建國方案的政治協商會議。盡管共產黨作出同意撤退南方八個解放區的部隊、大幅縮編人民軍隊等重大讓步，但雙方在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兩個根本問題上未能達成協議。10月 11日，毛澤東乘飛機返回延安。重慶談判的結果，是人民力量的一一個勝利。經過談判，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盡管這種承認只是口頭上的，但這樣一來它再要發動內戰，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動地位。這次會談和達成的協議，還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
政治協商會議
“雙十協定”剛簽訂，將介石就發布進攻解放區的密令。國民黨的戰略企圖是:完全占領長江以南地區:著重奪取華戰路要地和交通線，以分割壓編解放區，打開進入東北的通道，進而占領整個東北。
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因為努力爭取和平民主而對國民黨當局寄以不切實際的幻想。黨堅定地認為，“絕對不要希望國民黨發善心，它是不會發善心的。必須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動指導上的正確，黨內兄弟一樣的團結和對人民有良好的關系”，才能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才能為實現和平民主和建設新中國奠定堅實的基礎。
為了保衛人民抗戰的勝利成果，壯大人民革命力量，黨中央先后從各解放區抽調11萬人的軍隊和2萬名千部進人東北，成立以彭真為書記、陳云等為委員的中共中央東北局(后由林彪任書記)，統一領導東北地區工作。在10月中下旬，解放區部隊連續進行平綏、津浦、平漢(邯鄲)三個戰役，殲滅來犯的國民黨軍隊11萬人，遲滯了他們深人華北進軍東北的行動。
國民黨當局的內戰方針并沒有因軍事進攻失利而有任何改變。至1945年12月初，它用來進攻解放區的總兵力已達190萬人以上。這不能不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群眾的強烈憤怒。
1945年11月下旬，昆明學生為反內戰舉行的時事晚會遭到壓迫和破壞，激起3萬余名學生舉行總罷課。12月1日，大批國民黨武裝暴徒鎮壓學生，釀成慘案。重慶、上海等地遂爆發聲援昆明學生的罷課或游行示威。以“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為基本口號的一二·一運動，使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愈加被動。這時，蔣介石還沒有完全做好發動內戰的準備，還不斷貿然撕毀“雙十協定”。1946年 1月5日，國共雙方達成辛于停止國內軍事沖突的協定。1月10日，雙方下達停戰今同一天，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共38人。會議歷時22天，在通過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案等五項協議后，于1月31日閉幕。
中國共產黨是準備認真履行這些協議的。政協會議閉幕后的第二天，黨中央就發出黨內指示，要求全黨準備為堅決實現政協協議而奮斗。
但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從來就沒有準備去履行政協協議。政協會議剛剛閉幕，蔣介石就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我對完草也不滿意，但事已至此，無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過，將來再說。”在3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他又公然表示，要對政協協議“就其犖犖大端，妥籌補救”。
全面內戰爆發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在完成內戰準備后，以22萬人悍然進攻鄂豫邊境的中原解放區。其后，國民黨軍向其他解放區展開大規模進攻。全面內戰由此爆發。對人民革命力量來說，戰爭初期的形勢相當嚴峻。
在軍事方面，國民黨軍隊總兵力約430萬人，其中正規軍約200萬人;解放區人民軍隊總兵力只有約127萬人，其中野戰軍61萬人。雙方總兵力對比為34:1。國民黨軍隊擁有裝備較好的陸、海、空軍;解放區人民軍隊沒有海軍和空軍，裝備基本上是繳自日、偽軍的步兵武器，僅有少量火炮。
在經濟方面，國民黨統治區有3.39億人口，約占全國76%的面積，國民黨政府控制著幾乎所有大城市和絕大部分鐵路交通線，擁有全國大部分近代工業和人力、物力資源;解放區人口約1.36億，土地面積只約占全國的24%，近代工業很少，基本上依靠傳統農業經濟。
國民黨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蔣介石聲稱，倚仗國民黨的優勢，“一定能速戰速決”。國民黨軍隊參謀總長陳誠甚至揚言，“也許三個月至多五個月便能解決”中共軍隊。
國民黨敢于發動全面內戰，很重要的是依恃美國的支持。毛澤東指出:“蔣介石雖有美國援助，但是人心不順，士氣不高，經濟困難。我們雖無外國援助，但是人心歸向，士氣高漲，經濟亦有辦法。因此，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出為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 黨制定了各項方針政策。 在政治上，堅持黨的領導，放手發動群眾，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在軍事上，實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和積極防御的方針，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而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
粉碎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
從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人民軍隊處于戰略防行階段，戰爭主要在解放區內進行。其中，前8個月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后4個月努力打破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
從1946年7月中旬到8月下旬，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栗裕等指揮華中野戰軍，在蘇中地區接連進行7次作戰(蘇中戰役)，殲敵5萬余人。淮北戰場、晉冀魯豫定陶戰役、晉察冀晉北戰役、東北“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也都傳來捷報。這些勝利，振奮了人民軍隊的士氣，頓挫了國民黨軍隊進攻的鋒芒，也取得了主要在內線殲敵的初步經驗。在戰爭的前8個月，人民軍隊收復城市135座，殲敵70.8萬人。國民黨企圖以速戰速決的方式消滅人民革命力量的計劃宣告破產。從1947年3月開始，國民黨軍隊在全面進攻受挫的情況下，對陜北和山東解放區改行重點進攻。人民軍隊繼續執行積極防御的作戰方針。
在山東，華東野戰軍在陳毅、粟裕等指揮下，先于2月下旬在萊蕪地區全殲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副司令長官李仙洲部5.6萬余人，后又于5月中旬在孟良崮戰役中全開國民覺軍精銳主力整編第七十四師32萬余人。國民黨軍隊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基本上被粉碎。
在陜北，國民黨軍胡宗南等部25萬人向向延安發動突然襲擊。中央機關主動于3月18日撤高，開始了艱苦的陜北轉戰。不久，中央機關分為三部分，由劉少奇、朱德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到華北北進行黨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精干機關，繼續留在陜北，指揮全國各戰場作戰;葉劍英、楊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員會，轉移到晉西北統籌后方工作。
陜北群眾基礎好，地形險要，回旋余地大。根據中央指示，彭德懷、習仲勛指揮西北野戰兵團采取“蘑菇”戰術與敵周旋，于撤離延安后45天內，在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殲敵1.4萬余人;而后在沙家店戰役全殲胡宗南部整編第三十六師師部和兩個旅。到8月間，國民黨軍隊對陜北的重點進攻也被粉碎。
在粉碎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期間，其他解放區的軍民，對收縮兵力、轉人守勢的國民黨軍隊實施戰略性的反攻。晉冀魯豫野戰軍舉行豫北和晉南攻勢，解放了豫北、晉南大片地區。晉察冀野戰軍舉行正太戰役、青滄戰役和保北戰役，打通了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解放區的聯系。東北民主聯軍發動夏季攻勢，溝通了東滿、南滿、西滿、北滿根據地的聯系，改變了被分割成為南北兩個作戰集團的局面。
從1946年7月起至1947年6月止，人民軍隊在一年的內線作戰中殲敵112萬人;自己的總兵力發展到190多萬人。人民軍隊在戰略防御階段結束后，以新的態勢跨人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個年頭。
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經濟危機和人民運動的廣泛發展
全面內戰爆發后，為籌措內戰經費，國民黨政府不但對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稅，還無限制地發行紙幣。通貨膨脹像脫韁的野馬一樣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1948 年8月，法幣發行額已比1937年全國抗戰前夕增加47萬多倍，物價飆升至全國抗戰前的725萬多倍。這種惡性通貨膨脹，實際上是對國統區人民的普遍掠奪。官僚資本極度膨脹，工農業生產亞重菱縮，大批民族工商業瀕于倒閉，城市失業人數陡增，廣大農村餓殍載道。國民黨統治區陷人嚴重經濟危機。全國各階層人民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扎，不得不團結起來，同國民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爭。為擺脫經濟危機困境，國民黨政府進一步投靠美帝國主義，大量出賣國家權益，美國商品在中國市場形成獨占地位，給處境危殆的民族資本以毀滅性的打擊。駐華美軍在中國橫行霸道、胡作非為，激起中國人民極大的民族義憤。1947年5月中旬，學生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迅速高漲。5月20日，京、滬、蘇、杭學生5000余名走上南京街頭，舉行“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游行”，高呼“反饑餓”“反內戰”等口號，遭到反動當局鎮壓。同一天，北平7000余名學生也舉行了“反饑餓”“反內戰”示威大游行。這就是五二O運動。學生運動的高漲促進了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1947年，全國20多個大中城市中先后有300余萬工人罷工。在農村，廣大農民反抗抓丁、征糧和征稅。以學生為先鋒的愛國民主運動同國民黨政府之間的斗爭，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黨適時地提出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爭生存斗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的廣大陣線，使第二條戰線的斗爭更加廣泛深人地發展起來。國民黨政府在軍事戰線和政治戰線上都打了敗仗，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之中。
經過一年作戰，戰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1947年7月，國民黨軍隊總兵力已從430萬人下降為373萬人，其中正規軍由200萬人下降為150萬人。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則由127萬人增加為195萬人，其中正規軍近100萬人，武器裝備也得到很大改善。黨中央當機立斷，決定不等完全粉碎敵人的戰略進攻，立刻轉人全國性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黨中央選擇地處中原的大別山區作為主要突擊方向，決定晉冀魯豫野戰軍采取躍進的進攻樣式，不要后方，長驅直人，一舉插進敵人的戰略縱深地區。
1947年6月30日夜，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12萬人一舉突破黃河天險，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劉鄧大軍千里躍進，于8月末進入大別山區。他們緊緊依靠人民群眾，艱苦作戰，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重點輪番進攻，到11月共殲敵3萬余人，建立33個縣的民主政權。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能夠站住腳、扎下根，根本原因是黨同人民一條心、軍民團結如一人。正如劉伯承所說，“我們所依靠的是人民，蔣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
8月下旬，陳賡、謝富治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一部渡過黃河，挺進豫西;陳毅、粟裕率領華東野戰軍主力也在9月越過隴海鐵路南下，進入豫皖蘇平原。到11月，兩支大軍先后完成在豫陜邊地區和豫皖蘇邊地區的戰略展開。
至此，三路大軍都打到外線，布成“品”字形陣勢，縱橫馳騁于黃河以南、長江以北、西起漢水、東迄大海的廣大地區。它們互為掩角，以鼎足之勢，緊逼國民黨的長江防線，直接威脅南京、武漢。
這時仍在內線作戰的人民解放軍，也加緊發起攻擊，漸次轉入戰略進攻和戰略反攻。同年，林彪、羅榮桓率東北民主聯軍先后發起秋季、冬季攻勢作戰，將國民黨軍壓縮在沈陽、長春、錦州三個互不聯系的、面積僅占東北總面積3%的狹小地區，從根本上改變了東北戰局。
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戰軍收復延安。此前3月23日，毛澤東率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部分人員東渡黃河，隨后輾轉進駐河北建屏縣西柏坡村( 今屬河北平山縣)。人民解放軍轉人戰略進攻，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毛澤東指出:“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一 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
土地制度改革運動的發展和整黨運動
人民解放軍轉人戰略進攻的新形勢，要求解放區更加普遍深人地開展土地制度改革。正如毛澤東指出:“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
從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區2/3的地方已基本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還有1/3的地方沒有進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已進行改革的地方，有的也不夠徹底。為推動解放區土改運動進一步發展， 1947年7月至9月，劉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并于同年10月由中共中央批準公布。
《中國土地法大綱》是一個徹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綱領。它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這個大綱公布后，解放區各級領導機關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隊深人農村，發動群眾，組織貧農團和農會，控訴地主，懲辦惡霸，分配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熱潮。
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從根本上摧毀中國封建制度根基的社會大變革。它讓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堅決維護者，因而自覺地在黨的周圍團結起來，這就為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奠定了最深厚的群眾基礎。在開展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時，各解放區針對-些地方黨組織特別是農村基層黨組織中存在的思想不純、作風不純和成分不純的問題，進行了整黨工作。整黨的基本內容是:通過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和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采取黨內黨外結合等辦法，解決基層黨組織存在的突出問題。經過整黨，農村基層黨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有很大進步，黨同群眾的聯系更加密切，為爭取土改和戰爭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證。
奪取全國勝利綱領的提出和政策策略的制定
隨著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1947年9月，中國共產黨發出。全國大反攻，打倒蔣介石”的號召。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宣言，響亮地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1947年12月，黨中央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擴大會議(+二月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交《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
報告闡明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即:“聯合工農兵學路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名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報告指出:“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報告還總結人民軍隊的作戰經驗，提出十大軍事原則，其核心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報告說，這些戰略戰術是建立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之上的，因而是任何反人民的軍隊所不能利用也無法對付的。這顯示了黨對勝利前途的自信。
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是“整個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綱領性的文件”。
十二月會議以后的一段時間里，黨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決新形勢下黨的各項具體政策和策略問題。這是因為，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解放區迅速擴大，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對于如何適應新的原先不熟悉的情況，做好新區工作和城市工作，黨還缺乏經驗。而在實際工作中，已經出現侵犯中農利益和民族工商業利益的偏向，甚至籠統提出“群眾要怎樣辦就怎樣辦”的錯誤口號。針對上述情況，毛澤東嚴肅地告誡全黨:“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他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在探索接收城市經驗的過程中，1948 年2月，黨中央批轉《中央工委關于收復石家莊的城市工作經驗》，6月批轉《東北局關于保護新收復城市的指示》，12 月又批轉陳云《接收沈陽的經驗》。由于黨采取了一系列正確政策，新解放城市的社會秩序都很快趨于穩定，生產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戰爭。
為保證黨的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嚴格地得到貫徹執行，毛澤東反復告誡全黨:必須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的領導,加強組織性紀律性，迅速克服過去由于長期處于被敵人分割的游擊戰爭環境下產生的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和地方主義、游擊主義。黨中央要求各地嚴格遵守中央制定的各項政策，建立定期向中央請示報告的制度。同時，及時批評黨內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要求加強黨的民主生活，健全黨委制。這時已處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全面勝利的歷史轉折期。黨的歷史證明，在歷史重大轉折到來時，必須有預見地認真研究新情況和新問題，及時制定正確的對策，采取有效的措施。黨在這個歷史時刻制定了各項切合實際的政策，并為增強全黨同志的政策觀念進行大量工作，使全黨在正確路線和政策的基礎上保持高度的統-一，有條不紊地開展工作，這就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
黨領導的愛國民主運動的新發展和民主黨派的歷史性選擇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運動有了新發展。廣大學生越來越把中國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上，因而不再提‘反內戰” 的口號，而是在“反迫害”的旗幟下展開斗爭。1947年10月，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遭非法逮捕，慘死獄中。杭州、南京、上海、北平等12個城市的10萬余名學生掀起了一-場“反對非法逮浦、反對特務、反對屠殺青年”的反迫害斗爭。1948年4月，華北學生為抗議當局取締華北學生聯合會的斗爭與平津地區教職員工為要求調整待遇而進行的斗爭相結合，形成聲勢浩大的四月風暴。5月至6月間，又爆發了一場全國范圍的反對美國政府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愛國運動。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陷于徹底的孤立。
各民主黨派和廣大無黨派民主人士日益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他們中間一些人，曾經主張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中間路線”，也就是所謂“第三條道路”。但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國民黨當局對愛國民主力量迫害的加緊，以及中國共產黨進行的宣傳教育工作的深人，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間階層中有過影響的“中間路線”的政治主張迅速走向破產。
在中國兩條道路、兩種前途、兩個命運的決戰中，原先的中間力量出現了分化。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大多數人在抵制偽國大”、反對偽憲法的斗爭中，堅定地同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在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和內戰政策的斗爭中起了積極作用。他們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奮斗,并在斗爭實踐中不斷進步，這是各 民主黨派在這個時期的表現的主要方面。這使中國各民主黨派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時的民主黨派主要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他們都主張愛國、反對賣國，主張民主、反對獨裁。在這些方面, 他們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政綱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采取了積極爭取和團結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也幫助了民主黨派中的左派，加強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
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積極向中國共產黨靠攏，使國民黨當局感到驚恐萬狀，鋌而走險，對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加緊迫害。繼李公樸、聞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殺害。民盟地方組織的許多成員被逮捕、綁架，所辦的幾家報社被搗毀或遭襲擊。1947年5月，國民黨公然污蔑民主同盟、民主促進會等“受中共之命，而準備甘為中共之新的暴亂工具”。10 月，國民黨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11月6日，民盟總部被迫在上海發表公告，宣布解散。
1948年1月，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屆三中全會，恢復民盟總部，表示今后要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與此同，時，中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也公開表示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其他民主黨派也明確表示了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局面的形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中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個號召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社會各界熱烈響應，標志著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公開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揭開了中國共產黨同各黨派、各團體、各族各界人士協商建國的序幕，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基礎。
1949年1月，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55人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致認定中共提出的關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符合于全國人民大眾的要求”，懇切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這個政治聲明表明，中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自愿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決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擁護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國。
同年春，毛澤東在同有關人士談話時提出民主黨派應“積極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這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地位的根本變化。它們不再是國民黨政權下的在野黨，而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共同擔負起管理新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歷史重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