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創業精神
      從1956年到1966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是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艱辛探索的十年，雖然經歷曲折，仍然取得了無可否認的巨大成就。工業建設、科學研究和國防尖端技術的發展以及農田水利建設和衣業機械化、現代化發展的許多工作，都是在那個年代開始布局的。
      工業建設，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在鋼鐵工業方面，除了我國最大的鞍山鋼鐵基地進一步 建設以外，武漢、包頭兩大內地鋼鐵基地主要是在這十年中建設起來的。在機械工業方面，分別形成了冶金、采礦、電站、石化等工業設備制造以及飛機、汽車、工程機械制造等十幾個基本行業，并且能夠獨立設計和制造一部分現代化大型設備。 1964年， 我國主要機器設備的自給率已達90%以上。
      特別突出的是，石油工業發展成為這個時期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建設完成了大慶油田，隨后又開發了勝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國內需要的石油已經全部自給，使我們能夠自豪地宣布:中國人靠“洋油”過日子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交通運輸業長足發展。從1958年到1965年，全國新增鐵路營業里程9000多公里。鷹廈、包蘭、蘭青、蘭新、川黔、黔桂等線建成通車。全國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有了鐵路，福建、寧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火車。公路、水運、航空等事業也有較大發展。
      農田水利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大型樞紐骨千工程和各類水庫，在當時和以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發揮了重要作用。
      科學技術發展成績顯著。1964年10月16日，我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有力打破了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導彈和人造衛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進展。基礎科學研究方面，1965年我國在國際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結晶。教育衛生事業成就可觀。1957年到1966年，高等學校畢業生近140萬人，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約211萬人，分別為1950年至1956年的4.9倍和2.4倍。醫療衛生機構大幅增加，全國城鄉衛生醫療網基本形成。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亂、血吸蟲病、瘧疾、鼠疫等疾病，或被滅絕，或得到有效防治。毛澤東曾寫下“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的詩句，表達對消滅血吸蟲病這一奇跡的贊嘆。優秀文學藝術作品大量涌現，如小說《青春之歌》《創業史)》)，電影和舞臺劇《紅色娘子軍》《霓虹燈下的哨兵》，歌劇《江姐》等。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更是這一時期的經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邁出較大步伐。許多地方興建了一些大型現代工業基地，結束了民族地區沒有現代工業的歷史。-批高等學校在民族地區建立起來，當地建設所需的各類專門人才得到培養。
      十年間，我國培養了一大批治黨治國治軍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需要的專門人才，其中大部分成為后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各方面的骨干力量。黨的建設得到加強，黨的隊伍進一步發展。 全國黨員人數從1956年的1073萬人發展到1965年的1895萬人。
      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
      值得自豪的是，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在社會主義建設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在精神力量上也獲得了巨大豐收。我國各族人民意氣風發投身于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涌現出大量先進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抒寫了無數改天換地的壯麗詩篇，形成了跨越時空、歷久彌新的時代精神。
      以鐵人王進喜為代表的大慶石油工人，為了早日甩掉中國“貧油”的帽子，以“寧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情，以“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決心，用三年多的時間，建設起了我國最大的石油基地一大慶油田，鑄就了愛國、創業、求實、奉獻的大慶精神、鐵人精神。
      河南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為了改變蘭考人民貧窮落后面貌，拖著患有慢性肝病的身體帶領全縣人民封沙、治水、改地。他以“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赤誠，以“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懷，詮釋著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焦裕祿精神。
      河南林縣人民在縣委領導下，用十年時間，在峰巒疊嶂的太行山上逢山鑿洞、遇溝架橋，削平1250 座山頭，鑿通211個隧洞，架設152座渡槽，建成了長達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紅旗渠。在這個過程中，81人獻出了生命。他們以“林縣人民多壯志，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邁，創造了一代中國農民改天換地的傳奇。
      人民解放軍戰士雷鋒，在平凡工作崗位上甘當螺絲釘，勇于奉獻，樂于助人，表現出崇高的共產主義情操，成為那個年代最響亮的名字。1962 年8月，他因公殉職時，年僅22歲。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雷鋒精神，成了新中國社會風尚的一個標志。
      在新中國的發展歷程中，“兩彈一星”研制成功，是中華民族為之自豪的偉大成就。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等一大批科學家，把個人理想與祖國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把個人志向與民族振興緊緊聯系在一起。“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他們把熱血灑在戈壁灘，把青春和生命奉獻給新中國國防建設事業，將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永久鐫刻在中國大地上，成為全國各族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和不竭的動力源泉。像這樣讓后人景仰的英模和精神還有許多。這是新中國建設困難重重、艱苦奮斗的年代，是一個英雄輩出、精神昂揚的年代。為了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翻身做了主人的中國人民與時間賽跑，用生命和鮮血描繪了一幅幅最新最美的圖畫，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同困難作斗爭，是物質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對壘。精神是一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奮勇前進。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各方面工作的艱難進展
      1966年，正當我國克服了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完成經濟調整任務、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發生了。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著復雜的國際國內的社會歷史原因。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一直面臨嚴峻的外部環境。帝國主義長期敵視、封鎖，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蘇聯在中蘇關系惡化后給中國施加巨大壓力。這樣的外部環境對黨在科學判斷國內政治形勢、確定黨和國家中心任務和方針政策時產生極大影響。我們黨是經過長期殘酷的戰爭后迅速進人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對于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科學認識，也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成功的階級斗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矛盾時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看作階級斗爭，把只在一-定范圍存 在的階級斗爭仍然看作社會的主要矛盾，并運用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兩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此后，紅衛兵運動迅猛興起。從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很快發展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內戰”的嚴重局面。2月前后，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一輩革命家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受到壓制和打擊。到1968年9月，全國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員會，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無政府狀態。10月，在黨內生活極不正常的狀況下，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1969 年4月召開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進一步 系統化、合法化。1970 年至1971 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1972年，周恩來提出批判極左思潮，使得各方面.工作有了明顯起色。1973年8月召開的十大繼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黨的十大以后，江青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企圖全面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申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任命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這使身處反復動亂中的廣大干部和群眾又看到了黨和國家的希望。
      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考慮的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作為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領袖，毛澤東不斷觀察和思考新興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極為關注艱難締造的黨和人民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進行不斷探索和不懈斗爭。.但是，由于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發展規律認識不清楚，由于“左”的錯誤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累積發展，很多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沒有得到貫徹落實，最終釀成了內亂。“文化大革命”持續十年，使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時間最長、范圍最廣、損失最大的挫折。黨的組織和國家政權受到極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眾遭受殘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踐踏，全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和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教訓。
      “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和人民對“左”的錯誤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正是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和各級干部的抵制和斗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一一定程度的限制， 社會主義建設在一些 重要領域仍然取得一定進展，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
      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是有區別的。這一時期，我國國民經濟出現較大起伏，但在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項工作在艱難中仍然取得了重要進展。“文化大革命”初期，動亂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大部分生產系統未被打亂，特別是五年調整給國民經濟的發展打下較好的基礎，所以1966年各項生產建設事業仍然取得比較好的成績。1969 年以后，隨著國內局勢稍趨安定，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來等領導人抓住時機，著手恢復各主要工業部門和其他綜合經濟部門的工作，加強了對經濟的計劃管理。1969年的國民經濟扭轉了前兩年連續下降的局面而有所回升。1970年經濟建設中，內地戰略后方的建設(重點是國防工業建設)迅速全面鋪開，地方“五小”工業(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窯、小水泥)迅猛發展。到年底，當年經濟指標以及“三五”計劃主要指標大體完成。
      1971年，我國開始執行第四個五年計劃。由于忽視經濟工作中存在的矛盾，繼續追求高指標，經濟建設的冒進之風有增無已。1972 年至1973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國務院采取各種措施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1973 年下半年，經濟形勢明顯好轉，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都完成或超額完成。在此期間，我國第一次把人口控制指標納人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制定了第一部環境保護的綜合性 文件，陸續從國外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對我國此后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這一時期，三線建設成果引人注目。1964 年五六月間，毛澤東從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戰略布局考慮，將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提出三線建設問題，隨后三線建設開始啟動。1970年7月至1973年10月，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鐵道兵指戰員和鐵路工程建設人員在人跡罕至的崇山峻嶺克服重重困難，相繼建成成昆鐵路、湘黔鐵路、襄渝鐵路，改變了西南地區長期交通梗阻的閉塞落后狀況。此外，在建和建成的大型企業還有貴州六盤水、四川寶鼎山等大型煤礦，甘肅劉家峽，湖北丹江口、葛洲壩等大中型水電站，等等。在金沙江邊，建設者“三塊石頭支口鍋，帳篷搭在山窩窩”，依靠人力搬運成千上萬噸的大型機械，終于建起“象牙微雕”式的現代化大型企業一四川攀枝 花鋼鐵基地。三線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舊中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狀況，使一大批當時屬于頂尖的軍工企業、國有企業、科研院所來到西部，為西部地區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
      一批交通運輸線、 輸油管線設施相繼建成。1968 年建成的南京長江大橋，是當時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最大的鐵路、公路兩用橋。經過改造的寶成鐵路成為我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1974年， 我國建成大慶至秦皇島的第一條長距離輸油管道。
      國防科技業績顯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1966 年10月，我國第一次成功進行了發射導彈核武器的試驗。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1970 年4月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我國第一顆返回式遙感人造地球衛星于1975年11月發射成功。在生物技術方面，1972年，中國中醫研究院成功提取出一種新 型抗瘧藥青蒿素，在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1973年， 我國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強優勢的秈型雜交水稻。
      科技戰線上的這些重大成就，尤其是國防尖端技術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僅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防戰略防御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鄧小平后來說過:“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成就是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排除干擾、共同奮斗的結果。
      打開對外工作新局面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工作受到干擾沖擊。20 世紀70年代初，國際形勢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20多年的發展，發生了重大變化，新的國際格局初露端倪。這為中國外交戰略的轉變提供了機遇。經過多方面努力，到70年代初，我國外交工作打開新的局面，迎來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局勢轉變的關鍵一環， 是中國同美國關系的緩和。美國要盡快消除越南戰爭敗局造成的影響并維持它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要應對蘇聯的挑戰，迫切需要改善同中國的關系。就中國方面來說，要著重應對蘇聯當時對我國安全所構成的直接和嚴重的威脅，要解決臺灣問題以實現國家統-一大業，要恢復和擴大國際交往、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也需要緩和同美國的關系。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后表示有意改善中美關系。1971年4月，毛澤東同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種“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出人意料地促進了中美關系的發展和世界形勢的變化。7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這一消息震動了世界。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經過會談，于2月28日在上海發表《中美聯合公報》，標志著兩國關系正常化進程的開始。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并立即把臺灣國民黨當局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11 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第一次在聯合國升起。這是中國外交戰線的一個重大勝利。從此，中國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組織內為實現聯合國憲章的宗旨、維護世界和平、加強各國友好合作、促進人類進步事業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中美關系的緩和直接推動了中日關系的改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于1972年9月25日來華訪問。中日雙方于9月29日簽署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聲明》。到1973年底，我國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建交過程，同歐洲共同體也建立了正式關系。中國同這些國家在經濟、貿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發展。中國同東歐各國的關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復、改善和發展。這一時期中國對外工作的另個顯著成就，是發展了同亞非拉許多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形成又一個更大范圍的建交高潮。中國先后同40多個亞非拉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從各個方面堅決支持這些國家捍衛自己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反對外來侵略和干涉、維護本地區和世界和平的正義斗爭。中國真誠維護并努力促進這些國家之間的團結，為打破大國欺侮小國、富國壓榨貧國的國際舊秩序，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而共同奮斗。
      還在70年代前期，毛澤東對國際形勢逐漸形成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估計。他認為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屬于第一世界，蘇美以外的西方發達國家和東歐國家屬于第二世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屬于第三世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思想對指導我國的外交工作，堅持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威脅，努力建立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各國和其他類型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包括同美國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都發揮過重要作用。
      70年代上半期是中國外交突破性大發展的時期，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0多個，這包括了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我國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的安全環境，拓展了中國外交活動的舞臺，也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創造了有利前提，打下了基礎。
      1975年的全面整頓
      1975年初，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后，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整頓。
      根據毛澤東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鄧小平明確、堅定地提出要進行整頓的指導思想。他強調:全國各個方面工作都要整頓。工業、農業、商業、財貿、文教、科技、軍隊都要整頓，核心是黨的整頓，關鍵是領導班子。經過整頓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要搞好安定團結，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加強黨的領導，發揚黨的優良作風。他還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觀點，要求一一定要搞好科學技術工作，等等。
      整頓鐵路部門是鄧小平在經濟領域扭轉混亂局面的突破口。黨中央于1975年3月5日作出決定，著重解決鐵路運輸問題，并派出工作組，會同有關地方黨委，對一些問題嚴重的路局進行重點整頓。工作組在些單位撤換一-批派性嚴重、不停搗亂的壞頭頭，平反錯案，堅決調整領導班子，恢復和健全規章制度。鐵路的整頓，帶動了整個工業首先是鋼鐵工業的整頓。經過幾個月整頓，經濟形勢日益好轉。
      這期間，黨中央在組織工作中采取一些重要舉措，進一步落實干部政策，使被打倒的老干部盡快恢復工作。軍隊整頓在解決“腫、散、驕、奢、惰”，調整各大單位領導班子，落實干部政策等方面取得很大進展。文藝工作方面重新強調黨的“雙百”方針，解除對-些優秀作品發表和演出的限制。特別是《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千問題》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是在工業、科技領域系統地提出糾正“左”傾錯誤、恢復和確立正確政策的重要文件，在一些問題上很有遠見地提出了改革工業、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為后來這兩方面的改革作了一定的思想準備。
      經過全面整頓，形勢明顯好轉。大部分地區社會秩序趨于穩定，國民經濟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和大多數產品產量指標按照“四五”計劃基本完成。鄧小平后來說:‘撥亂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開始了。”“說到改革，其實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 ..... 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
      “文化大革命” 的結束
      1976年1月8日，全國各族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四人幫”發出種種禁令，竭力阻撓和誣蔑群眾性的悼念活動，激起全國廣大干部和群眾眾的極大憤怒。自3月下旬.起，各地群眾沖破阻力，舉行悼念周恩來的活動，鋒芒直指“四人幫”，是全國人民反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現。1976年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逝世。
      1976年9月9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
      在短短九個月的時間里，三位黨和國家杰出領導人相繼逝世，全黨全國人民陷人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深思慮著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
      毛澤東逝世前后，“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活動，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四人幫”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干實行隔離審查。10月14日，黨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人們奔走相告，興高采烈。
      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國的社會秩序得以恢復，黨和國家的工作開始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程中遭到的嚴重挫折。中國共產黨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終自已糾正了這一嚴重錯誤。歷史再一次證明，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文化大革命”持續十年，以未曾想見的形式，暴露出當時黨和國家在體制、政策、工作等方面存在的嚴重缺陷。正如鄧小平總結1957年以來歷史經驗時所指出的:“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歷史時期。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仍取得了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我們黨領導人民在舊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進行了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熱氣騰騰的社會主義建設，在不長的時間里，我國社會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有效維護了國家主權和安全，成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大國，積累起在中國這樣一個社 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我們黨努力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認識:提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和技術革命上來;提出走自己的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發展生產力是根本任務;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分兩個步驟，進而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分兩個階段;提出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要尊重價值法則，大力發展商品生產;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等。這些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