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一部名為《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的書籍在英國倫敦出版。它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通過深入陜甘寧邊區，在與一批著名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交談后創作的采訪紀實報告集。 然而，距離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這部書不過4個月，由我國著名作家、翻譯家胡愈之先生所譯，以“復社”名義印制的第一版中文譯本就在國內發行了。 于是，這部書籍便有了一個更加廣為人知的名字——《西行漫記》。

《紅星照耀中國》的誕生

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帶著對革命的諸多疑問，由北平出發，經過西安，冒著生命危險進入到陜甘寧邊區，成為來到這個紅色區域采訪的第一個西方記者。

到達陜北后，斯諾見到的第一個中共高級領導人是周恩來。很短時間的接觸，周恩來給了斯諾這樣的印象：“他頭腦冷靜，善于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誣蔑共產黨人是什么‘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

此后，斯諾又見到了毛澤東、彭德懷、林伯渠、徐海東、徐特立等人，與他們進行了十分深入的交談。此外，為獲得第一手資料，斯諾從保安（當時的臨時“紅都”）出發，經過長途跋涉，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是和國民黨部隊作戰的前沿陣地了。最后冒著炮火，他又折返保安。在獲得了大量、豐富、新鮮的采訪及實地考察資料后，返回北平的斯諾，開始寫作一系列通訊報道。當然，這批報道最先是斯諾供職的英、美數家報紙發表的。發布之初，便因其全然不同的形象和聲音，引起轟動。接下來，這些作品被匯聚起來，由英、美幾家大的出版公司發行，這就是《紅星照耀中國》的大致來歷。

出版后不過幾個星期，這部書行銷五版、10余萬冊；第二年元月，這部書的美國版本由著名的蘭登書屋發行。接下來，俄文、法文、瑞典文本……很短時間內，該書成了一部國際上十足的暢銷作品。

一部有著這樣內容的作品，對于通過“合法政府”的宣傳來了解中國現實的外國人士，當然異常新穎，所以受到歡迎是很容易理解的。可在中國國內，由于當時資訊的不發達和一邊倒的媒體宣傳，真正了解這樣內容的人并不多，所以將它們傳遞出去，甚至比向國外發行還更重要。當然，由于當時國內的政治背景，要將這樣特別的一部《紅星照耀中國》出版發行，難度反而比向國外發行要大得多。

在這樣的形勢下，時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國際宣傳委員會負責人的胡愈之，組織翻譯了這部《紅星照耀中國》的中文譯本。

“星二座談會”上的決定

胡愈之擔任負責人的國際宣傳委員會，是專門對外國記者發布消息的一個機構。每天下午3時，他們都在上海國際飯店頂樓召開茶話會，招待外國記者。會上，國民黨部隊的代表先報告戰訊。當然，他們也沒有多少靠得住的報道，外國記者不感興趣。

為了傳布真實消息，宣傳委員會把當時從秘密的中共臨時辦事處（即八路軍辦事處的前身）那里得到及聽到的消息，編成文稿、譯為英文、印成單張，等到國民黨代表一講完，就把這材料分送給記者，非常受歡迎。由此，胡愈之認識了很多外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這些外國記者中的一個。

斯諾當時的公開身份是燕京大學教授。北平（今北京）淪陷之后，他來到上海重操舊業當記者，替幾家英、美報刊寫稿。相識之后，斯諾告訴胡愈之，他曾去過陜北，并給胡愈之看了許多在陜北期間為一些戰士、群眾以及共產黨領袖人物拍的照片。有一天，斯諾收到英國寄來的一部作品樣本。外國出版社有規矩，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樣書給作者審查。胡愈之向斯諾借閱，這就是那部后來聞名中外的《紅星照耀中國》英文原本。

回到家中，胡愈之細細閱讀了該書，發現這真是一本難能可貴的著作。可當時胡愈之還不完全了解斯諾的情況，對于這部書中談的內容是否切實可靠，還不能肯定。于是，他去找上海中共臨時辦事處的劉少文了解情況。

劉少文剛從陜北回來不久，他告訴胡愈之：斯諾確實到了陜北，毛澤東親自接待了他，他們之間談了很長時間；斯諾的許多材料，都是經過記錄、翻譯，又經毛澤東審定的，所以書的內容是可靠的；從斯諾文章表達的態度看，對我們也是友好的。經過這樣一番了解，胡愈之決定組織人，馬上把這部書翻譯過來。

當時，胡愈之與一些進步文化人組織了一個“星二座談會”，即每周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地下室餐廳集會，討論研究抗日宣傳問題。在一次座談會上，胡愈之提出翻譯出版這本書。大家聽后，一致支持這項工作。

胡愈之雖然決定翻譯這部書，可是并沒有什么資金支持。理解這樣情況的人，都同意參與翻譯該書，同時相約不取稿酬，有能力者還為書的出版奉獻一點資金。胡愈之找到斯諾，希望他能將該書交由他們翻譯出版。斯諾表示支持，他不僅將自己珍貴的樣本贈送出來做翻譯底本，還將版權無條件讓出。

《紅星照耀中國》一共12章，30萬字，由12人每人分譯一章。沒有更多底本，這個珍貴的樣書，被拆散開來，各人回去自己翻譯。

作為組織者，胡愈之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作品中的許多內容，在以前是完全不了解的。一些事件、人物，幾乎不知道該如何翻譯。胡愈之一方面找斯諾進行詢問，另一方面通過從陜北根據地回上海不久的劉少文了解。

斯諾告訴胡愈之，他在陜北與周恩來談話時，是詳細作了記錄的，之后再念給周恩來聽，經過周的核正，才寫成校訂過的草稿。對毛澤東的采訪，是吳亮平做的翻譯，連續十多日。當時毛澤東談興很濃，有時甚至通宵達旦。毛澤東在講述時，斯諾先按口譯的英文記下，然后整理、進一步謄清，再由中英文俱佳的黃華（后曾任外交部部長）翻譯為中文，交毛澤東。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后，將修改內容再通過黃華在英文稿上改訂，退還斯諾。所以有關毛澤東的談話部分，斯諾認為是忠實談話者原意的。這一部分，成了后來許多年人們了解、研究毛澤東的最原始，也是最基礎的材料。

命名為“西行漫記”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全書便翻譯完成。

斯諾曾對胡愈之講過書名《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的來歷。當初定書名時，斯諾曾擬過五六個，幾位朋友一致選中《紅星在中國》（《Red star in China》）。后來，斯諾在美國的出版經紀人海瑞塔·赫茨在給斯諾回信中，敘述她是如何賞識這部書稿時，卻將書名寫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不料斯諾看到這個陰錯陽差的書名后，竟拍案叫絕，立即決定用它做正式的書名。

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斯諾這部書的書名實在“扎眼”——“紅星照耀中國”。為了能夠較為順利地發行，胡愈之決定用一個普通一點，可又能夠反映出書中內容的題目。于是，《西行漫記》便出現了。

為什么用這樣一個名字，后來胡愈之做了解說：“斯諾的原書名直譯過來是《中國天空上的紅星》，在當時的情況下當然不能照譯。我們就改用一個隱諱些的書名。為什么要叫《西行漫記》？因為在工農紅軍長征以后，關于我們黨在西北情況的比較真實客觀的報道，只有一本書：范長江同志寫的《中國的西北角》。范長江同志當時是《大公報》記者，他跟隨國民黨部隊去了西北，寫了一系列關于紅軍的報道，后來集印為這本書，限于當時條件，不能寫得很明顯，但是已經很受歡迎了。從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們黨所在地的代稱。《西行漫記》這書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聯想到我們黨。”

就在該書英、美版印出不過數月，中文譯本也于1938年2月出版發行。因為資金等問題，第一次的印數只有1000本。雖然從書名看，人們還不大容易猜到書的內容，等一發行開來，讀者知道其中是寫紅軍、寫共產黨、寫陜北根據地的情形，買書的人便踴躍起來。同年4月《西行漫記》再版，10月出三版，11月出第四版。紅軍戰士和領袖共同英勇奮斗，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內容，給了正遭受外敵侵略的國人以勝利的鼓舞和信念。

《西行漫記》正式發行之前，還出了這樣一點插曲。樣書印出后，胡愈之十分高興。他趕緊拿上幾冊給作者斯諾送去。見到自己的作品這么快并順利地出版，斯諾非常高興。可第二天一早，斯諾找到胡愈之，說夫人韋爾斯昨晚和他吵了半夜。原來，胡愈之在“譯者附記”中，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在感謝作者斯諾和夫人這段文字里，將韋爾斯稱作“愛人”。在西方，愛人即情人，非夫人也。韋爾斯女士看了大發脾氣，斯諾解釋說這是中國人的習慣稱謂也沒有用，只得一大早來告知胡愈之。幸好此時只印了一批樣書，胡愈之趕緊將“譯者附記”部分紙型進行挖改，一場意外風波才算平息下去。

胡愈之在“譯者附記”中這樣說：“這是復社出版的第一本書，也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自己編印，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書。這種由讀者自己組織出版的事業，是一種冒險的實驗。這種冒險的實驗，要是能夠成功，固然倚靠一切文化人的贊助，同時也是倚靠這第一本書的內容，能夠受廣大讀者的歡迎。但是我們相信這冒險是一定成功的，也正像本書作者的‘冒險’成功一樣。”

《西行漫記》的影響力

《西行漫記》出版后，復社的印數量雖然不是很大，可不到幾個月時間，就轟動了國內，甚至在海外華僑里也有很大影響。后來胡愈之為抗日戰爭籌集資金到海外活動，在那里見到了無數《西行漫記》的重印本和翻印本。作者斯諾本人也見到了自己作品在海內外的巨大反響。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在中國和菲律賓等地，經常看到未經申請版權而私印的《西行漫記》中文本子。成千上萬的中華熱血青年，競相閱讀《西行漫記》。海外僑胞后來積極為抗戰捐助，與這部作品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正因為此，《西行漫記》成了一部“禁書”。

在國民黨統治區，如果發現有人閱讀這部書，那是有被認作是共產黨或同情分子被抓起來的危險的。然而，許多有志青年，卻正是因為讀了《西行漫記》，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不惜冒著危險，跋涉千山萬水去陜北，為中國革命的成功，輸送了大量人才。已故的著名漫畫家華君武，曾在后來的回憶中這樣談自己的親身經歷：

我的好友黃嘉音某天遞給我一本中文版的《西行漫記》，讀著讀著，我被它吸引住了。從感性上我了解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和老百姓的關系，原來中國還有這樣一塊地方——陜北。那是和我所厭惡的國民黨統治區和丑惡的十里洋場完全不同的一塊凈土，那邊空氣新鮮，人和人的關系是平等的，呼吸是自由的，共產黨和紅軍是一貫主張愛國抗日的。《西行漫記》用大量的事實，給我澄清了國民黨對共產黨長期的造謠污蔑、反共宣傳。1938年上海淪陷，我更加處于一種不甘心當亡國奴又不愿跟著國民黨走的狀況中，斯諾的《西行漫記》真可以說是黑暗中的火把。我瞞著家庭、親戚、朋友和同事，由黃嘉音和一位女友送我上了輪船，秘密地離開了上海。我從未出過遠門，這時我單身一人經過三個月的長途跋涉，途經香港、廣州、長沙、漢口、重慶、成都、寶雞、西安，最后到達了陜北，當時已是隆冬季節。這都是《西行漫記》給了我力量。

后來新譯了《西行漫記》的翻譯家董樂山，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起該書的影響：“然而，它（《西行漫記》）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流傳越來越廣，如當時中國夜空上的一顆明亮的星星，指引著成千上萬的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多少熱血青年，就是讀了這本書以后，開始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有了認識，有的因此千里迢迢，排除種種艱難，奔赴當時的抗日圣地延安。有的就在當時當地，不論是深陷敵后的上海，或者白色恐怖的所謂大后方，參加了革命的地下工作。我本人就是這個行列中的一員。”

不僅國內，《西行漫記》還在國際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據有關資料記載，加拿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白求恩大夫，以及印度援華醫療隊的柯棣華大夫等，都曾閱讀過《西行漫記》，并從中受到鼓舞。據斯諾回憶，他在二戰期間，見到過蘇聯及其他國度一些愛國青年，他們也讀過《西行漫記》。從書中他們不僅了解到中國革命，也從中學到了一些革命的經驗和理想。

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在為斯諾另一部《紅色中國雜記》寫序言時這樣說過：“1938年他寫的《西行漫記》一書出版的本身，就是當代中國史上的一件大事。這部書引人入勝……此書對那些處于劣勢、俠盜式地活動在窮鄉僻壤之中，神秘而又可愛的人們，進行了細致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寫。”

美國歷史學家拉鐵摩爾在為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寫作序言時，曾描述：“在人們政治上陷入思想苦悶的情況下，斯諾的《西行漫記》就像焰火一樣，騰空而起，劃破了蒼茫的暮色。書中介紹了人們聞所未聞的、或者只是隱隱約約有點兒感覺的情況。那本書里沒有什么宣傳，只有對實際情況的報道。原來還有另外一個中國啊！斯諾給我們轉述了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這些談話不是背誦教條的留聲機唱片，而是適合中國國情、可以據以組織抗日的精辟主張。不僅如此，《西行漫記》是一部巨著，它的長遠的重要意義，絕不僅是由于書中記錄了一些領導人的講話……”

為新版作序

這部為中國革命勝利做出幫助、胡愈之為之付出艱辛努力的《西行漫記》，卻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長期未能與新中國讀者見面。

1960年，對中國抱有深深好感的作者斯諾，再一次踏上中國大地。大約為配合這位友好人士訪華，《西行漫記》才由三聯書店依據“復社”舊版印行一次。但這一版本的書是在標明內部讀物、限“內部發行”之后出版的，印數也十分有限。

《西行漫記》的命運轉變，發生在1979年。

在“文革”結束、中美建交等幾重因素的影響下，一部新譯本《西行漫記》風行問世。

這部《西行漫記》新譯本，是由早年曾從該書獲得滋養的資深翻譯家董樂山翻譯的。鑒于胡愈之當初在出版該書方面的極大貢獻，三聯書店特別請他為新譯本寫序。

在這篇“中文重譯本序”里，胡愈之對斯諾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對《西行漫記》這部作品，作了深情的回憶：“假如說，《西行漫記》以及斯諾其他關于中國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誼的催化劑，那么就中美兩國關系來說，他是第一個報春的燕子。”“在彌留之際，他（斯諾）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對中國派去的以馬海德醫生為首的醫療小組，說出了一句話：‘我熱愛中國。’”

胡愈之認為：“唯有43年前寫作的《紅星照耀中國》始終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直到作者去世之后，它仍然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的通俗讀物。它在全世界有億萬的讀者，這是并不奇怪的。”“由于斯諾的驚人的洞察力和銳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認識了問題的本質，而這是西方的所謂‘中國通’所不能辦到的。”

在《西行漫記》的結尾處，斯諾曾引述了列寧的一段語錄：“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得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只能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于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斗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來實現的。”

胡愈之也將此段名言引用下來，并且深有感觸地說：“這也就是說，千百萬人民群眾——不是少數領袖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以說，這是《西行漫記》這一本書的總結。”

這部新譯本，收錄珍貴照片69幅，初版一口氣就印了30萬冊，很快售罄，接連加印，兩年左右的時間發行數有165萬冊之巨，風靡一時。

就在今天，許多人對一些革命領袖的生平知識，還來自于此；對于革命的實際狀態的了解，也來自于此。可以說，這部書對于新時代的人們，也起到了對革命知識的啟蒙作用。